当前中东冲突持续升级，国际油价维持高位且波动性加剧，对中国经济形成双重影响：一方面，输入性成本上涨挤压国内下游企业利润与居民实际购买力，对内需形成抑制；另一方面，若海外供应链因能源成本飙升而受阻，中国凭借相对稳定的能源供给与完整产业链，出口份额有望进一步上升。
分析人士指出，面对自1970年代石油危机以来最为严峻的能源地缘政治冲击，国内政策层面需从短期应急对冲与中长期结构韧性两个维度同步发力，最大限度降低外部冲击对我国经济与民生的影响。
短期输入性通胀压力难以避免
中东战事已进入第二个月，虽然各方都有结束冲突的政治需求，但具体时间仍不明朗，油价持续高位运行，全球普遍面临通胀压力。
截至4月6日，布伦特原油价格约在每桶110美元，较冲突前最后一个交易日收盘价（每桶72.6美元）上涨超过50%。
经济学家指出，从传导逻辑来看，油价上涨对国内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PPI）的冲击直接且迅速，会沿着产业链从石油开采、加工行业，向基础化工品、中间品及终端工业品扩散；对居民消费价格指数（CPI）的影响则因传导链条长、居民成品油消费依赖下降、以及政策调控等因素而被显著削弱。
国家发改委信息显示，截至4月6日，国内汽油价格较2025年底每吨上涨约2320元。主流券商对3月CPI、PPI的预测显示：CPI同比预计增长1.0%–1.4%，比今年前两个月平均涨幅至少加快0.2个百分点，PPI同比有望从前两个月的平均-1.2%转为0.3%-1.0%，实现自2022年10月以来的首次同比增长。
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理事长连平对界面新闻表示，如果冲突在短期内（1-2个月）快速缓和，国际油价从高位回落，中国经济受影响相对较小，可能仅面临阶段性的温和输入性通胀。如果冲突持续数月甚至1年以上，引发国际原油价格持续走高，将对中国经济和世界经济产生深远影响。
“极端情况下，若油价长期维持在120美元/桶以上，PPI涨幅可能回升至3%以上，CPI涨幅或突破2.5%，形成较为明显的通胀压力。”连平说。
中国银河证券也对界面新闻表示，如果今年全年油价中枢在85~100美元/桶，对应的CPI中枢仍在1.5%以内，输入性通胀对我国的影响相对有限，但如果油价上行超过120美元/桶，CPI中枢或向上突破2%的目标阈值。
在当前我国物价持续低迷的背景下，油价上涨一定程度上可能产生一些积极效果，比如，打破通缩的自我强化、提升通胀预期；改善能源化工等上游企业盈利水平，有利于增强能源供给；物价回升推高名义GDP增速，改善地方政府负债率指标，为积极财政政策提供更大空间；新能源产业迎来新一轮发展机遇，进一步推动绿色产品的出口需求；倒逼全社会节能降耗，推动工业、交通、建筑等领域加快能效提升与技术改造。
但是，经济学家强调，输入性通胀并非政策期望的需求拉动型通胀，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国内需求不足的问题。
“真正的经济复苏，关键在于通过有效的宏观政策提振内需，改善企业和居民的预期，形成‘工资-物价’的良性螺旋上升。”连平说。
粤开证券首席经济学家罗志恒对界面新闻指出，输入性通胀对当下我国经济有四个不利影响：一是直接增加居民生活成本，对中低收入群体实际购买力的侵蚀尤为显著；二是中下游企业面临原材料涨价与终端需求不足的双重挤压；三是中国作为全球最主要的原油进口国之一，油价上涨会弱化我国贸易条件，加大外汇流出压力，对汇率稳定构成挑战；四是供给冲击导致的CPI回升可能对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形成制约，干扰宏观调控正常运行。
罗志恒也强调，2%左右的通胀目标，不是单纯地推高物价，而是通过温和通胀打破“物价低迷→消费投资推迟→经济不振”的负向循环，让企业盈利改善、居民收入增长成为可持续的常态。
危机再次凸显中国制造韧性
另一方面，油价持续高位运行对中国出口来说可能是一个机遇。
东吴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芦哲指出，由于我国原油储备充足、对外部能源依赖度相对较低，油价上涨对国内制造业产能的冲击有限。稳定的供给能力将使我国形成对亚洲其他经济体的出口替代，从而提升我国出口在全球的份额占比。
高盛首席中国经济学家闪辉也在发给界面新闻的报告中提到，若全球其他地区需求保持强劲，同时供应链受到严重干扰，中国出口有望从中受益。例如，2021年，各大经济体为应对疫情冲击实施扩张性财政政策，而半导体短缺等供应链中断限制了中国以外地区的生产，外部对中国商品的需求激增，推动当年中国出口增长30%。
野村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陆挺对界面新闻表示，据野村估算，中国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进口的石油、天然气，分别占国内消费总量的约三分之一和16%；经该海峡供应的能源约占中国能源消费总量的7.2%。中国的石油战略储备大约可满足全国2至3个月的消费需求，如果三分之一的石油供应受到影响，战略储备可使国内石油消费维持约半年时间。
对其他主要经济体来说，情况则大不相同。油价上涨和原油供应链的断裂会使得东盟、印度以及日韩等高度依赖原油进口或是原油储备不足的经济体面临严峻的能源供给困境，迫使其不得不收缩原油相关产业链的产能，造成其相关产成品对全球的供给量大幅削减。
4月4日，野村在发给界面新闻的报告中进一步指出，尽管当前的中东冲突确实对中国能源进口产生影响，但中国电力系统的独特结构使国内制造业几乎不受油气价格大幅波动的影响，因此，此次危机可能进一步强化了中国制造业的优势地位。
陆挺在报告中称，时至今日，煤炭仍是中国电力系统的支柱。2024年，煤炭发电比重在58%左右；其次是水电、风电、太阳能等可再生能源，约占34%；天然气占比约3.2%，石油占比不足1%，而且进口天然气大部分来自俄罗斯和中亚地区。此外，中国的电力供应受到政府严格监管，行政性批发价格上限和零售电价管控，进一步将终端用户电价与国际大宗商品波动隔离开来。
“综合来看，中国制造业受益于充足、低成本且稳定的电力供应，在短期至中期内基本与全球LNG和石油市场脱钩。那些采用边际定价机制且缺乏国内燃料替代方案的竞争对手，无法复制这种稳定性。”陆挺说。
不过，如果全球能源危机持续恶化，更大程度地波及外需，最终也会导致中国出口下滑。
中国金融四十人研究院认为，对中国而言，最大的风险在于霍尔木兹海峡长期关闭带来的次生宏观经济冲击——高企的油价将削弱全球经济增长和外部需求。
根据高盛的一项研究，油价每上涨10%，会使得全球GDP增速下降0.1个百分点。另据摩根大通的测算，如果布伦特原油价格到今年年中维持在100美元/桶左右，并在三、四季度逐步下降到80美元/桶，那么今年全球通胀将上升0.8个百分点，GDP增速将下降0.6个百分点。
摩根士丹利中国首席经济学家邢自强指出，此轮能源风暴中，除中国外的亚洲经济体滞胀风险最大，欧洲次之，美国与中国相对稳健。中国制造业与能源转型赋予其韧性，但不可低估全球需求疲软带来的出口下行压力、以及输入性通胀对国内企业与居民的利润侵蚀。
多管齐下综合施策
面对当前的能源冲突，经济学家主张采取多管齐下的综合应对策略：短期强化市场调控以稳定供给与价格，同时，做好民生保障，缓解能源成本向居民生活的传导压力；中长期则需加速产业转型与深化国际合作以提高竞争力。
从短期来看，主要应对措施是强化市场调控与民生保障。
连平建议，完善成品油定价机制，设定日、周、月预警线，灵活调整调价节奏；动态释放原油储备，当油价升至100美元/桶时，联动商业储备协同投放国家战略储备，进入130美元/桶以上极端区间时，除大规模集中释放储备外，必要时联合国际能源署协同抛储。
为减轻高油价对企业的影响，连平和复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刘志阔都对界面新闻表示，建议对民航、公共运输、农业、化工等领域实施阶段性减税降费，减轻企业和消费者负担。连平还建议对化肥生产实施临时电价优惠，建立钾肥进口储备制度，防止农资价格过快上涨传导至农产品和食品价格；向网约车司机、货运从业者等高依赖群体定向发放补贴。
居民方面，连平和罗志恒表示，重点关注中低收入群体，必要时实施定向补贴。罗志恒指出，能源和食品涨价具有累退效应，对中低收入家庭的影响更大，建议提高低保标准、发放价格补贴或消费券，既保民生又促消费。
此外，罗志恒强调，面对一次性能源供给冲击，货币政策不应盲目紧缩。当前主要矛盾仍是有效需求不足，应保持流动性充裕，促进社会综合融资成本低位运行，重点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以及中小微企业。邢自强建议，根据全球油价和外需的影响程度，今年适时再度扩大财政支持，提振终端需求。
从中长期看，主要策略是加速产业转型与深化国际合作。
产业转型方面，刘志阔表示，进一步加快高耗能行业低碳转型，推动化工等领域从原油转向新能源替代，提升能效，减少油价波动冲击。
连平建议，对钢铁、化工、建材等设定单位产值能耗下降目标，借碳交易倒逼技改，推广余热回收、电炉短流程炼钢等；同时，进一步培育新能源产业链，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液流电池、固态电池等储能研发；鼓励新能源汽车下乡，扩大县域充电设施覆盖。
国际合作方面，经济学家都提到，扩大多元化能源进口渠道，加强与俄罗斯、中亚、非洲、拉美合作，分散地缘风险。
此外，连平建议，大力发展原油期货衍生品市场，提升“上海价格”国际影响力；丰富原油期权、场外掉期、价差套保等工具，为炼化、贸易、航空等企业提供精准化风险对冲工具；依托金砖机制和上合组织，扩大与产油国的人民币结算规模；在G20、国际能源论坛倡导建立“应急供应联盟”。
嘉多网提示：文章来自网络，不代表本站观点。
